第五讲 地名的译写和单一罗马化 -九游app官网

地名的译写和单一罗马化属于实用地名学的范畴，受到所有国家的重视，现分述如下。

一、地名的译写

地名有两种表达方式，即口头的和书面的。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如果语言不通，需要有人从中翻译。在口头交往中对提到的地名，除对方有惯用的称说，例如我们称美国的san franeisco为旧金山，西方人称我国的长江为yangtze river（扬子江，扬州以下河段的旧称），一般从习惯外，翻译工作者大都听到什么，照音转达。这是一时性的，如果不作记录，不起扩散作用。在书面的交往中，会以文字记录形式流传开来，有长期性。如果同一地名各人各写，这里一种写法，那里另一种写法，就会造成混乱。因之笔译和口译的要求不同。这里只谈笔译，叫作地名的译写。

地名译写有两种作用：（1）将原语的地名用异语的或者叫作译入语的文字或符号书写，为操这一语言的读者服务。（2）将本语的地名用某种文字或符号书写，为操该语的读者服务。译写原则首先是“名从主人”，即以当地通用的名称作为译写的依据。再则是约定俗成，即前人已经译出，即使译法上不合一般要求，但还在广泛使用的，可以照用。

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通名分类，专名和通名结合定位。为了分辨类别，译写时有专名音译，通名意译的习惯。专名音译，原语的和译入语的读者双方都易于听懂，而且第三者也能听懂，作用较广。意译只适于译入语的读者；而且有些专名虽有明显的解释，但有些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还有一些因年代久远，即使在当地也不知如何解释。所以地名专名的译写，多数从音，少数从意，这是中外古今通过长期实践形成的规律。例如在汉语中，阿尔卑斯山的主峰mont blanc译勃朗峰，不译白峰；美国和墨西哥交界的rio grande译格兰德河，不译大河。不过也有少数地名是意译的，例如英国的cabridge和oxford译剑桥和牛津。但是在日益增多的大量译名中，意译的现已为数不多。至于为了雅化，我国的译者曾有采用谐音的办法，把法国的fontainbleau译作枫丹白露，最近还见过把意大利的firenze译作翁冷翠(一般从florence译佛罗伦萨)，虽然富有诗意，那只是个别的。但是专名的附加成分译法并不一致，有时音译，有时意译。例如new york译纽约，new jersey译新泽西，westminster译威斯敏斯特，jugoslavija译南斯拉夫。通名的译写一般从义，但也有先音译再重复意译的。例如我国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其中“藏布”在藏语中意为大河；我国云南的南丁河，其中“南”字是傣语和的译音。再有一些地名，原语或国际习惯上并无通名，在汉语中往往加上通名。例如alps和nile分别译作阿尔卑斯山和尼罗河。这都表示在音译和意译上有分歧，即所谓约定俗成。

译音并不等于原音。音译是用各自的文字或符号，并服从各自的语音体系书写的。不同的语音体系有共同的音，有相近的音，还有相异的音。遇到相近或相异的音，只能并音或改音。用方块汉字译音时，因为汉语普通话里只有四百十几个音(区分四声，也只有约一千三百个，而外语大都是无调的），表音性能有局限性，并音或改音是不可避免的或不自觉的。例如汉语中无颤舌音，遇到非汉语中的颤舌音〔r〕，一般用边音〔l〕顶替。又如英语中有舌叶音〔ʃ〕，无舌尖音〔ʂ〕，所以我国的“上海”在英文中虽然和我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作shanghai相同，但他们说起来像“香海”的音。

如所周知，汉字存在一音多字、一字多音，以及方音异读。我们长期以来在汉语中以方块汉字作为译写外国地名的工具。由于以往没有统一的译写规范，以致各人各译、同音异译的情况相当严重。例如1897年列宁被流放的村落шушенское село，据统计在十本书中有过十一种译法。又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报纸上有二十个非洲国家的首都或首府的译名和当时流行的世界地图集并不一致。至于课本、书刊、报纸上译名的互异，带来教学上和出版上的困难，也是屡见不鲜的。为此有关方面由五十年代起陆续制订各种外语的译音表。译音表是依据外语中的辅音和元音跟汉字在普通话中的声母和韵母相对应的关系制订的。但同一外语出现过多种译音表，其中俄汉译音表有将近三十种之多。中国地名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人力在此基础上对各种译音表进一步作了修订，并就一批译名进行协商，取得统一。关于外国地名译写的情况，《地名知识》组织的地名学讲座中另有专文论述，本文从略。

我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少数民族语的地名在汉语中也需译写。解放前用汉字译写的少数民族语地名，由于没有统一的规范，而有些译者带有方音，少数民族语语言也有方音差异，两者错杂交叉，除常见的重要地名以外，译写上的分歧混乱程度，比之外国地名的汉字译写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同音异译，例如蒙古语地名中音为bayan、意为“丰富的”这一常见词，有巴彦、巴燕、坝堰、巴音、八印、白彦、白颜、白音、白银、白云、宝音等不下十余种译法。而且同名异译，例如西藏的错那(县)有过错拉、错纳、翠纳、崔纳、满撮纳、们错那、们磋纳等译法。至于现行的浪县、浪卡子县、日朗县的浪、朗两字译自藏语的〔nag〕音，显然是受了〔n〕、〔l〕两音不分的汉语方音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广泛展开了实测地图工作，大量的少数民族语地名需用汉字译写。地图是全面地、系统地、方位明确地记载地名的场处，也可以说是地名的总登记处兼总颁发处。为了提高地名译写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国家测绘总局和总参谋部测绘局1962年制订了《少数民族语地名调查和翻译通则(草案)》和按语种陆续分别制订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藏语、傣语……等的地名译音规则。其中规定音译时除汉字要照普通话读音外，地名的少数民族语发音，已定标准音的照标准音，标准音未定的照书面语读音或广大地区通行的语音，从而在汉字译名上也取得了较好的规范化效果。

地名除音译和意译之外，还可以转写，西语中叫作transliteration。转写是在不同形体的拼音文字之间，或者依据形态，或者服从音位，经过分析对比，规定一种字母和另一种字母的对应关系，进行书写的一种方式。我们常见的有由斯拉夫字母转变为罗马字母，或相反的形式。严格地说转写可以准确地倒回原文。汉字是音节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可以译音，但不能倒回原文，所以起不了转写的作用。《汉语拼音方案》法定和公布后，罗马字母成为我国自己的文字符号，对采用拼音文字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既可音译，又可转写。但情况复杂，例如维吾尔文是拼音文字，它和维吾尔语是一致的，用罗马字母转写时，既可照顾音，又可反映形；蒙古文和藏文也是拼音文字，但它的书面语和口语有或多或少的出入，在音和形上有顾此失彼之势。为此，1965年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教学、出版单位的协作下，制订了《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1976年作了修订。

当少数民族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改革或创造罗马字母的文字后，如果地名中不出现新字母，这种民族文字的书写形式可以照用。例如新维吾尔文(现作标音用)乌鲁木齐拼ürümqi，可照写，或拼urumqi，但不拼wulumuqi；如果出现新字母，作适当调整，拼式还是相似，例如阿克苏新维吾尔文拼aksu，其中带脚的k是新字母，改为aksu，不拼akesu,蒙古文和藏文的书面语和口语有或多或少的出入，对这两种语言的地名得根据情况，或者从音或者从形。例如乌兰诺尔这个地名，从蒙古文机械地字母对字母转写为ulagan nagur，从蒙古语音译为ulan nur(或区分元音的长短为ulaannuur），现取后者，实际上从音。但音中带形，因为照汉字译名进行拼音的话，u要拼wu,r要拼er，还要加隔音符号，整个地名要拼wulan nuo'er。呼和浩特拼hohhot,不拼huhehaote，也有同样情况。藏语地名相当复杂，例如西藏自治区的巴青(县)，如照某种转写法为sbraqen,照书面读音为zhaqen，口语为baqen，从后者。大多数藏语地名都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对少数民族语地名采取的译写办法基本上是音译。它比汉字译名在表音上要准确。

严格地说，音译和转写属于两个范畴，不宜混同。西语中还有个术语叫transcription。这个术语有不同的释义，因之在不同的工作中有不同的作用。在地名工作中1972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联合国第二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的技术文献所作的释义为“根据一种特定的书写系统记录一种语言的语音和/或形态成分的过程及其结果”。国内外知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所作的释义为“用语音或音位标记法把语言中的声音记录下来”。两个释义基本相同，但略有出入。后者只谈声音，未提形态；前者在语音和形态之间用了斜线，表示两可，即既可同时表示音和形，也可只表示音或形。个人的体会，前者的表示两可，是在同一语种中的两可，现在是不同语种之间的分别对待。所以地名工作中的音译转写，实际上就是西语中的transcription。当然，这仅仅是个人的理解，有待语言学家的认可。

二、单一罗马化

国际事务中各国的地名在用罗马字母拼写时只出现一种拼写形式叫单一罗马化，西语中叫single romanization。单一罗马化是地名译写在特定领域里的发展。各国的文字形式多样，在国际交往中对各国的地名势难一一依照各自的文字书写。例如在国际通邮通电中，对接受者的地址目前尚难只用接受国的文字书写。至于新闻报道天天出现地名，学术交流以至有些统计中也时常出现地名。为此对各种语言的地名，除各自的书写形式之外，需有共同的书写形式，以便相互使用和理解。罗马字母今天来说几乎和阿拉伯数字一样，成为国际通用的文字符号，所以国际交往中地名的罗马化己成为时代的需要。

但是长期以来同一地名，国际间用罗马字母拼写时并不一致。即便在罗马字母国家之间彼此引用地名时，由于历史原因也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法文里把英国的london（伦敦）拼作londre,英文里把意大利的roma（罗马）拼作rome。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有wien、vienna、vienne、viena，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有bruxelles、brussels、brussel等。至于非罗马字母国家的地名，尤其是我国的地名，长期以来在不同的罗马字母文字里有不同的拼式。例如北京有peking、pékin、pekino、pequim，上海有shanghai、changhai、schanghai等。

地名拼式上的分歧带来交流上的困难。为此在国际交往中，尤其在电脑时代，各国的地名不仅要罗马化，而且要统一，即只采取一种拼写形式，也就是单一罗马化。

196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设有一个名为非罗马字母书写系统单一罗马化工作组。它的任务是寻求非罗马字母国家的地名在罗马字母文件中取得统一。同对也探讨罗马字母国家之间地名拼写上的统一。概括起来：罗马字母国家的地名以本国的拼写形式为准；非罗马字母国家如果自己有法定的或通用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它的地名拼写应以之为准；如果没有法定的或通用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它的地名可由有关方面协商制订；各国主权范围以外的地名由有关国际组织或有关国家共同商订。

我国虽然通用汉字，但自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以后，也有了国家法定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依据《方案》拼写我国地名是符合上述单一罗马化要求的。以往国际交往中用罗马字母拼写的我国地名，拼式多样，而以威妥玛( wade)式较普遍，但各种拼式在表音上都和汉语语音体系有距离。1977年在雅典举行的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上，经过讨论，通过了我国提出的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我国地名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国际标准的提案。

1978年9月国务院批转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国家测绘总局、中国地名委员会上报的《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其中实施说明还规定蒙古、维吾尔、藏等少数民族语地名依据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拼写，各有关部门已于197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此外，联合国秘书处于1979年6月15日也决定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各种拉丁字母文种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美国内务部地名局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地名常设委员会也决定于1979年改用拼音(西方国家对汉语拼音的称说)拼写中国地名。所以我国地名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已广泛使用。

用罗马字母拼写我国地名，要按词分写。不论书写还是排印，汉字一个挨一个，地名拼写得按词分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如果拼写为zhonghuarenmingongheguo，很难阅读。但拼作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又显得松散，同样不便。所以一般分三段，拼作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上海拼shanghai不拼shang hai,这是长期实践形成的。上面已经谈到地名一般分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显而易见，两者应该分写。例如黑龙江作为河名应写heilong jiang,作为省名则应写heilongjiang sheng。197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制订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规定了汉语地名照普通话拼写，少数民族语地名按照《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转写。关于按词分写问题，因为情况复杂，举了一些例子。1984年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对汉语部分作了修订，定名为《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举了不少例子，应作依据。

应该指出，汉语拼音字母的发音虽然大部分和国际习惯相同或相近，但个别字母和音节结构却是相异的。其中主要是字母q，其次是字母c，再则是字母x。因此有人会问，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的我国地名，在发音上能否中外一致，如不一致会不会影响交往。须知不同的语言里由于语音体系不同，组成语音的音素有一部分相同，有一部分相异，拼音的结构也有同有异。同一字母或字母的组合在不同的文字或拼写法中还会有不同的读音。例如上面提到我国的城市上海，英文中的拼写形式虽然和汉语拼音相同，但读音相异。又如法国的首都paris，法语读〔pæ＇ri〕，汉语译“巴黎”，但英语里读〔＇pæris〕，音近“派里斯”。而且如所周知，有些异语中的语音，未经专门训练的听者，不仅模拟不像，而且分辨不清。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上专家们指出，接受错误的发音是换取标准书写形式的一个最小代价。因此地名的国际标准化只能是书写形式的标准化，读音上的互相出入是不可避免的。最突出的事例莫如中国和日本、朝鲜、越南用汉字书写地名时，向来是彼此照写异读。所以作为国际交往工具的单一罗马化，只求拼式相同，不求读音完全一致。正确的读音是标音地名词典的任务。

作者：曾世英

原载于《地名知识》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