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春秋谷梁传·桓公二年》记载，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名从主人”的重要观点。意思是说事物以主人所称之名为名。这一观点作为外语地名翻译的一条重要原则沿用至今。例如德国的bayern州，应译为拜恩州，而不是按照英语惯用名bavaria译为巴伐利亚州；波兰的gdańsk，应译为格但斯克,而不是按照德语旧称 danzig译为但泽。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清代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李去病听见他开口说‘支那’两字，心中好生不悦，忖道：怎么连名从主人的道理都不懂得？”
同时，荀子提出了“约定俗成”的重要观点。《荀子·正名》中指出“名固无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即有些译名虽然于理不合，但因为已经广泛使用，就不能再轻易改动。例如，我们今天不按照俄语“россия”译为“罗西亚”，而是译为“俄罗斯”；不按照英语washington译为“沃欣顿”，而是译为“华盛顿”；不按照马来语kuala lumpur译为“瓜拉隆普尔”，而是译为“吉隆坡”；不按照希腊语αθήνα译为“阿蒂娜伊”，而是译为“雅典”；不按照波兰文warszawa译为“瓦尔沙瓦”而是译为“华沙”。
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翻译工作是对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的热潮从东汉末年一直持续到宋朝，时间长达1000多年，涌现了鸠摩罗什、玄奘、真谛、不空、道安等著名翻译家。早期佛经翻译，都是由外来法师宣经口授，华僧笔受并润文。所以大多只能“达旨”，至于具体译名是否贴切是无暇仔细推敲的。玄奘从理论上对翻译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指出“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因此“故曰‘必也正名乎’，贵无乖谬矣”，主张按照孔子的“正名”原则进行严谨译名，并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观点，即有五种情况可直接音译，分别是秘密、含多义、此无、顺古、生善（神秘语、多义词、我国没有的物名、已经通行的音译、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
